东晋史学巨著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周赧王元年，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，以张若为蜀守。周赧王三十年，疑蜀侯绾反，秦昭襄王诛之，但置蜀守。周灭后，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。
蜀王时代随着秦并蜀而宣告结束，成都进入蜀侯、蜀守并治时代，成为了秦国蜀郡首府。公元前314年，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第一代蜀侯，任命张若为第一代蜀守。公元前285年，秦昭襄王怀疑蜀侯绾有反意，将其诛杀，并取消蜀侯一职，只置蜀守一名。从此，成都由蜀侯蜀守并治时代正式转型为蜀守时代。公元前250年，李冰被秦孝文王任命为蜀守。
秦昭襄王所置的这名蜀守是谁？换言之，张若之后、李冰之前是不是还有另一位蜀守呢？史籍失载。幸亏地不爱宝，两千多年过去了，答案终于破土而出、大白于天下。
为配合银西高铁建设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2017年冬季开始，在西（安）咸（阳）新区秦汉新城坡刘村秦咸阳城遗址中发掘两座战国晚期秦贵族墓葬。这两座墓葬均未经盗扰，其中规格稍小的一座为一棺一椁二重葬具，椁室隔出头箱、边箱。边箱内发现大量殉牲动物骨骼，出土遗物共计40余件（组）。另一座墓葬规格较大，包括竖穴墓道和墓室二部分，使用一棺两椁三重葬具。墓道底部放置装有大量殉牲的木箱，椁室内隔出头箱，出土遗物共计155件（组），其中包括一件铜鉴。
2019年11月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该铜鉴腹部的16字铭文，内容为：“十九年蜀守斯离造、工师某臣求乘、工耐”。这种铭文格式是秦昭襄王时代常见的三级职名联署，便于出现质量问题时可以进行层层追责。十九年指秦昭襄王十九年，即公元前288年，在这一年内，蜀守斯离督造了这件铜鉴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载：秦昭襄王二十三年，尉斯离与三晋、燕伐齐。秦昭襄王三十年，蜀守若伐楚。可见，秦昭襄王十九年，蜀守是斯离，到二十三年时，他已经离职他任了。而在秦昭襄王三十年，张若却再度成为蜀守。
《史记》将张若称为“蜀守若”，将李冰称为“蜀守冰”，与青川秦始皇九年铜戈刻铭之“蜀守金”、涪陵秦始皇廿六年铜戈刻铭之“蜀守武”一样，均是在沿用战国秦制之官称。以此推断，秦昭襄王十九年铭文里的“蜀守斯离”，也该与此类似，斯离只是名，而不是姓斯名离，正如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所注的那样：“尉，都尉。斯离，名也。”
或许因为斯离任蜀守时间太短，名气太小，而张若先后两次任蜀守，且与之有所交叉，所以《史记》《华阳国志》都没有写明“蜀守斯离”（当然也没记载更不知名的“蜀守金”、“蜀守武”）。又因秦孝文王即位当年就死了，当代有学者便怀疑《华阳国志》“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”是误载，认为：“李冰在蜀大修水利，显然需若干年。因此当是昭襄王后期李冰即任蜀守。”其实这很好解释，秦孝文王即位时间再短，也来得及对李冰下达任命，他死后，李冰照样可以继续修建都江堰，继续留任蜀守之职。
“十九年蜀守斯离”战国铭文的发现，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，也再次佐证成都史学家常璩编撰的《华阳国志》可信度是非常高的，不容轻易否定。（林赶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