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十几岁的时候，第一次在美术课本上见到苏葆桢先生画的葡萄，对“苏葡萄”的感觉就一个词：水灵。到二十几岁听我西师毕业的“毛根朋友”讲，他们学校的苏教授很有“牌子”，画的葡萄要论个卖，以至于平常人家买得起真的，却买不起画的，对“苏葡萄”的感觉由此变成了“值钱”。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年龄上有资格与小年轻摆谱后，就爱拿“画虾数齐白石、画马看徐悲鸿、画毛驴找黄胄、画葡萄就苏葆桢”这类话题去神侃，感觉说得出“苏葆桢”三个字就算有见识。当我五十多岁的时候，反复端量落款葆桢、作于八九年、题为《硕果丰盈》的水墨葡萄时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有两个原因。
首先是我不懂美术。评论一幅绘画作品，一般要结合画里画外的综合因素去考虑。画面上要看构图、造型、运笔、用墨、设色。画外呢，还要看名望、地位、社会认可度和作品数量。这两方面我都说不好，即使感觉再好，也只能记述一些多年来对“苏葡萄”的总体感受，面对落款葆桢的画作实在不敢妄自谬言。
说不出话的第二个原因，并非无话可说，反而是因为想说的话题太过沉重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尤其是两位耄耋老人之间演绎的一段故事，真的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证了传说中的“红粉赠佳人，宝剑配英雄”，更让我感慨良多，难以言语。
故事的主人公，一位是我的父亲，八十晋二。另一位是钟伦骢老人，八十有八。钟老不仅年长于我的父亲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一起在黑水县工作时，就已是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，是我父亲的上级。我对钟老不熟，去年见过一面，仅几句简单的应酬而已。事后才想起，他就是我父亲早年提及的那位治学严谨的榜样，当年宣传部的各类藏书上都留注有他学习过的墨迹，深感失敬。后来工作调动，他们没有了联系，可退休后双双定居都江堰市，又开始走动起来。只是这种走动，也有一个变化。刚退休时，他们热衷于各类社团、组织，参加活动多、接触范围广。慢慢、慢慢，随着年岁的增大、体力的下降和认知的固化，圈子越来越小，活动越来越少，几乎就定期锁定在几个人之间，有如“相知”者的聚会。近来，他们几个老友在钟老家聚会，钟老拿出前文提及的《硕果丰盈》，一定要我父亲收藏，说只有这样，他才觉得物有所值，给这幅画找到了归宿。我的父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抬爱，把画拿回家后终日惶恐、忐忑。等到我和妻子去看望他时，便迫不及待把画展示出来，让我们观摩并征询回应钟老的意见。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根本提不出什么意见，但内心充满了感动与敬重，主动说回家去写写我的想法，看能不能消除我父亲的不安。
其实，才识、地位彼此相近的人，互有馈赠，本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。馈赠原本出自清·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·唐花》：“凡卖花者，谓熏治之花为唐花。每至新年，互相馈赠。牡丹呈艳，金橘垂黄，满座芬芳，温香扑鼻，三春艳冶，尽在一堂，故又谓之堂花也。”只是后来，面对各种情形，馈赠与受赠之间起了不同的变化。譬如鲁迅先生在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中曾说：“汉的大侠，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，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。”显然，钟老与我父亲之间断然不属于这种情形。我父亲接受钟老的惠赠，有如马南邨先生在《燕山夜话·南陈和北崔》里说的那样：“他对于史可法的馈赠没有当面拒绝，那是因为他尊敬史可法的为人。”这应是我父亲把画带回家的原因。可他一时又想不出妥善的方案回应钟老，内心惴惴不安，自然久久平静不下来。
我说我对钟老的做法充满了感动与敬重。感动，是因为我父亲的学识和造诣虽然远没有达到值得钟老赠画的程度，但他的一生在我看来却有不少值得我们三兄弟效法和骄傲的地方，只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性格招致了长期的打压，其努力和成果难以被认同，而钟老的这番举措，倒可以被视为社会对他的肯定，尽管这种肯定过重了一些。敬重，则是因为钟老的这番做法，从骨子里折射出了他身上的那种文人气息和豪杰气概，有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，又如谭嗣同赠剑嘱王五一般。所以，我倒觉得，二老的相识，用冯梦楼在《三言二拍》里的话说，就是“恩德相结者，谓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谓之知心；声气相求者，谓之知音，总来叫做相知”。正所谓“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不与谈”，家父是不用太过不安的。如果实在觉得钟老错爱了，那谭嗣同与王五间的一段轶事倒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。维新运动失败后，谭嗣同立志要为维新流血牺牲。无论王五怎样劝说，谭都不为所动，并在被捕前将心爱的凤矩剑赠与王五。王五见事已至此，在接受馈赠的同时，便作好了为他报仇的准备。凤矩剑见证了两人为国、为友牺牲的忠义。如此这般，那倒不如效法王五，把画装裱起来，妥善保管，待找到下一位可赠之人，转赠于他，自不会枉了钟老为画找到归宿的心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