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为伟大的史学家之前，年轻的司马迁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旅行家了。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对多数人来讲，都是终其一生的追求，但司马迁在二十六岁时接受父亲遗命开始筹备写作《史记》之前就已基本完成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他有这样一段文字凝练而内涵丰腴的自传：“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闚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；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，戹困鄱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”
关于这场弱冠之年启程的、足迹遍布“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”，李长之先生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已有详述，兹不赘。围绕本文主题，我们只来说说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之后，他的那次西南之行，尤其是奉使征蜀的一些细节。
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二十五岁的司马迁（我赞成李长之的看法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）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、蜀、滇，这是汉朝经营西南夷大政的重要一环。此前，郎中将唐蒙为了修通“西南夷道”劳师动众，引起了“巴蜀民大惊恐”，眼看就要哗变，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受命前往，好一番书面晓谕、口头安抚，才算稳定下来。同时，邛、笮（今四川西昌、汉源一带）等地的首领也归顺了汉朝。十九年后，司马迁比他的前辈们走得更远了，不但到了巴蜀以南，而且还抵达了滇中腹地——昆明（比现在的昆明范围大）。这一年，汉朝设立了牂柯、越巂、沈黎、文山、武都五郡。至此，“西南的经营才算是更具体化，真正告了一个段落。司马迁这一次的收获，除在国家方面不言外，在文学上乃是《西南夷列传》那篇很有韵致的地理文之产生。后来柳宗元的《游黄溪记》和《袁家渴记》就都是模拟这篇《西南夷列传》的。”
在蜀中，司马迁应该还望见了绵绵“汶山”（即岷山），及“汶山之下”的千里“沃野”，即今之成都平原。后来，他追忆道：“巴蜀亦沃野，地饶卮、姜、丹沙、石、铜、铁、竹木之器”；不啻此也，沃野之上还长着一种芋头，其大无朋，像蹲着的猫头鹰，名叫“蹲鸱”，到了凶荒之年，光凭此物就能至死不饿肚子，司马迁大概也是有所目睹的。关于这种大芋头，后世还有民谣这样吟唱：“大饥不饥，蜀有蹲鸱。大旱不乱，蜀有广汉（民国《灌志文征》卷十四，注曰：“四句见古碑”）。”前两句完全可以视为是对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“吾闻汶山之下，沃野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”云云的化用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华阳国志》曰：“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，如蹲鸱也。”都安县治所在今都江堰市范围内。如此看来，曾经名扬赵国（战国七雄之一）的蹲鸱，竟是古代都江堰市的名优特产。
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司马迁还是史上第一个游历、考察、记录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名人。他在《史记·河渠书》里曾高屋建瓴地写道：自从大禹治水之后，“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于楚，西方则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，东方则通鸿沟江、淮之间。于吴，则通渠三江、五湖。于齐，则通菑、济之间。于蜀，蜀守冰凿离碓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溉浸，百姓飨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”离碓，指的便是当时整个的都江堰水利枢纽，它的创始人是战国秦时的蜀郡太守李冰。司马迁认为，它的功能主要有这么三项：避免水灾，通航行舟，灌溉田地。
在《河渠书》的结尾部分，司马迁回忆说：“余南登庐山，观禹疏九江，遂至于会稽太湟，上姑苏，望五湖；东闚洛汭、大邳，迎河，行淮、泗、济、漯洛渠；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；北自龙门至于朔方。曰：甚哉，水之为利害也! ”这回，他则将都江堰进行了更准确的定位：中国之西→蜀→岷山之下→离碓。而且，弦外之意似乎已拿“冰凿离碓”与“禹疏九江”相提并论，一不小心就开了后人称赞李冰“功追神禹”的先河。
清光绪十四年刊本《北堂书钞》引《风俗通》称，当初秦始皇得了都江堰水之利，统一了天下，为李冰建立了祠堂。如果这条文献可靠，这祠便是最早纪念李冰的仪式性建筑，可谓后世“川主寺”“二王庙”等等之祖构。首座李冰祠的落成，无形有意之中，也加快了对李冰的神化进程。可以推想，这座李冰祠就修在滔滔岷江之畔，里面供奉着类似东汉李冰石像那样伟岸的偶像。但我们又不禁要问，司马迁当初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，怎么没看到这座祠呢？抑或瞧见了，却没记载下来，难不成等他来时，这座祠已毁于一旦？
倘若始皇立祠与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之“江水，祠蜀”为同一事件，则其祠非为李冰而立，司马迁入蜀时也完全可以看见这座江水祠。那么，第一座李冰专祠的建立就当晚于司马迁入蜀之后，所以他无法预先记载。（林赶秋 文/张铨生 图）
